我国动物药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

王河  陆峥琳  谭蓓蓓  黄瑞松

（1.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药学部，广西南宁 530022；2.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药学系，广西南宁 530022）

动物药是指用动物制作成的药材，在我国医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。

祖国医学把中医作为重点，中药是支撑中医发展的必备条件，动物药是中药的主要来源之一，促进了我国中医学研究发展。

由于动物药种类繁多、用途广泛、鉴别难度大，药学领域研究工作存在较大的难度，若不能正确识别动物药的品种及类别，容易增加临床用药的失误率，对患者造成诸多不利影响。

为了进一步提高动物药使用效率，发挥动物药的应用价值，必须对动物药研究成果及应用前景展开分析。

据此，本文对近十年来动物药的种类、鉴别以及发展趋势展开相关探讨，以期为动物药的研究和前景展望提供参考依据。

1  动物药的应用价值

植物、动物、矿物是中药材的三大来源，动物药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，在我国中医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。

近年来，动物药逐渐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，其具有功能广、药效强、品种多、易提取等特点，成为医学临床治疗不可缺少的药物，且发挥了显著的治疗作用。

由于动物药资源逐渐稀缺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，必须深入探讨动物药的价值意义，才能进一步发挥动物药的临床应用价值。

动物药种类繁多，功用各异。

有的用其全体，如蜈蚣、全蝎。

也有的用其一部分，如羚羊、犀牛用角，鹿用未角化的幼角鹿茸，穿山甲用其甲片，龟鳖用其腹甲或背甲，牡蛎用其贝壳，龙骨为哺乳动物的化石。

还有用其生理产物以及排泄物，如麝香、蟾酥为分泌物，五灵脂、蚕砂、夜明砂为排泄物。

也有一些动物的病理产物也可作为药材，如牛黄、马宝、狗宝、珍珠等，均可作为药用[1]。

由于它们来之不易，因此显得非常珍贵。

饶有兴味的是，人身上的头发、指甲、乳汁、胎盘、脐带等，经加工后也可用来治病。

20世纪之后，医学界对动物药研究更加深入，尤其在动物脏器方面的研究取得显著成功，对动物脏器成分进行提取和实验，获得了更多的动物药产物包括：胰岛素、甲状腺素等，这些在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。随后，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期间，肾上腺皮质激素、脑垂体激素、酶制剂等相继问世，成为中医药领域的重大成果。其中，酶制剂凭借独特的功效，在临床用药治疗方面应用广泛，包括：尿激酶、溶菌酶、胰蛋白酶、胃蛋白酶等皆具有独特的疗效，故这些药物已成为防治疾病的重要药源之一。

近几年来，药物研发技术不断提高，早期已有药物应用实验技术更加先进，某些老药发现了一些新用途[2]。

如地龙（蚯蚓）原知它有清热解痉、利尿通络的功效，现阶段在其他疾病方面也起到了显著功效，包括支气管哮喘、高血压等，成为临床比较常用的药物之一。

冉俐等[3]提出五灵脂原知其有散瘀止痛的功效，现配合香附应用，成为治疗神经性或溃疡性胃痛较佳的药品；与蟾酥均已用于治疗癌肿等顽症[4-5]。

长期以来，野生动物品和日渐减少，供应没有保障。解放后开展驯化、养殖工作，如蜈蚣、全蝎、蛤、地鳖虫、白花蛇、林蛙、鹿、麝、鲨、海马、珍珠等的养殖，均已获得成功[6]。

动物药的生物活性物质日益被发现，如用蛇毒抗癌，蜂毒治疗风湿性关节炎，水蛭素抗凝血等，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也日趋增多，特别是海洋动物更是宝贵的药物资源[7]。

2  我国常见动物药的归类及概述

2.1  环节动物

2.1.1  地龙

地龙为钜蚓科动物，包括：参环毛蚓、通俗环毛蚓、威廉环毛蚓或栉盲环毛蚓的干燥体。

现有文献对地龙的分类尚无准确的资料，在鉴定依据上相对混乱，很多药农无法准确地判断地龙的类别，这是造成市场上地龙药材混乱不一的主要原因，也影响了地龙在中药材方面的应用价值[8]。

1963－1990年的历版《中国药典》规定地龙来源：“为参环毛蚓和缟蚯蚓的干燥体。”[9]

对于地龙含有的化学成分及可利用元素，也没有确切的鉴定方式，总体鉴定方式比较模糊[10]。

唐瑜等[11]提出，地龙药材在制作工艺上，可将牛、羊等肠子进行处理，切成条状之后用泥浆混合搅拌，经晒干之后，与地龙正品混合进行销售。

2.1.2  水蛭

水蛭为水蛭科动物，包括：蚂横、水蛭或柳叶蚂蟥的干燥全体。

刘晓帆等[12]过对水蛭药材的DNA进行鉴别，发现市场上水蛭的伪品主要是湖北牛蛭和天目山蛭两种。

解学超[13]发现，由于水蛭药材的稀缺性，市场上有大量增重掺假现象，纯水蛭药材数量相对较少。

其中，通过添加硫酸镁可增加水蛭重量，但大大降低了水蛭的药效作用，很容易造成患者出现不良反应，如呼吸道炎症，破坏了呼吸道组织的功能性。

此外，也可使用淀粉压制工艺，对水蛭外表采用染料作色，人工处理后制成吸盘，同样会影响到水蛭药材的药效。

2.2  哺乳动物

2.2.1  穿山甲

穿山甲为鲮鲤科动物。

穿山甲的鳞甲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借助现代鉴定技术可判断鳞片的真假，如：显微镜、薄层色谱、液相色谱、DNA等技术，可详细分析穿山甲鳞片的结构、性状、成分作用等，为临床用药提供了科学的参考资料。

由于穿山甲鳞片的稀缺性，市场上也有大量的伪品，如：中华穿山甲、马来穿山甲、印度穿山甲、南非穿山甲等[14]。

闵静等[15]提出穿山甲鳞片可通过多种化学方式加工处理，如聚乙烯、动物骨胶等在压制工艺处理之后，可合成为相似的药品，但其功效存在较大的差异。

也有不良商家通过提取相似成分，对穿山甲药渣回收处理之后，二次利用，也大大降低了药效。

2.2.2  鹿茸

鹿茸为鹿科动物，包括梅花鹿、马鹿的雄鹿未骨化密生茸毛的幼角。

李明月等[16]结合PCR技术展开实验分析，以梅花鹿、新西兰鹿等两种不同的鹿茸进行对比，发现两种鹿的鹿茸具有明显的特点，尤其是条带性状、条带数目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。

黄瑶等[17]通过两种电泳方法对鹿茸、鹿角、狍子角、坡鹿角等进一步鉴定研究，其中花鹿茸、马鹿茸、梅花鹿角、马鹿角均有4种条带，而其混淆品只有1条特征条带，这成为鉴定真伪的主要依据之一。

凌胜男[18]在GeXP多重PCR技术条件下，通过对不同鹿种的肉质展开鉴定，包括梅花鹿、马鹿、驯鹿、麋鹿、黇鹿等，进一步鉴别出6种近缘鹿种，也可作为鉴定真伪药品的参考依据。

2.2.3  水牛角

水牛角为牛科动物水牛的角，以常见的水牛牛角为主。

刘朝旭等[19]通过DNA技术对不同牛、羊的角进行鉴定，掌握了水牛角的鉴别方式，在条形码技术的支撑下，可对水牛角、牦牛角、黄牛角作进一步分析。

现有伪品中，牦牛角是最为常见的伪品，常替代水牛角作为药材原料，影响了用药效果。

2.2.4  羚羊角

羚羊角为牛科动物，以赛加羚羊的角为主。

由于羚羊种类较多，在真伪鉴别方面有较大难度，借助现代基因技术进行鉴定是比较可靠的方式。

王桂梅等[20]在基因实验中获得了显著成果，对不同类别羊的角质层展开基因检测，如赛加羚羊、藏羚羊、普氏羚羊、山羊等，能够根据角质层判断羚羊角的真伪。

胡晓炜等[21]利用GC－MS技术进行研究，通过对比不同类别羊角的酯类成分，也可准确地识别药材的真伪。

徐爱仁等[22]在实验中借助气相色谱技术，对羚羊角共有峰之间的比值大小研究，可判断其真伪。

代丽萍等[23]借助显微技术，对羚羊角的性状、成分、角质层等详细分析，能够准确鉴定柴性羚羊角的真伪，为动物药材分析提供了依据。

此外，市场上存在将铅粒灌注于羚羊角中进行增重。

2.2.5  犀牛角

犀牛为脊索动物，哺乳纲奇蹄目犀科动物。

敖艳霖[24]利用现代香味技术进行分析，对犀牛角真伪进行鉴定，且取得了合理的鉴定方法。

例如，在光学显微镜技术下，对非洲黑犀、非洲白犀、苏门答腊犀、印度犀、牦牛角、水牛角等仿品有了更好的鉴定方法，避免人工合成材料混为真品。

由于犀牛角属于特别稀有的药材，市场上掺假现象泛滥，以人工材料合成为主要造假方式，在显微镜技术分析指导下，可观察到犀牛角的角质特点，呈圆柱形丝状，且角皮组织的微观结构十分特殊，可作为鉴定依据。

2.3  脊椎动物

2.3.1  蛇类

金钱白花蛇为眼镜蛇科动物，主要是银环蛇的幼蛇干燥体。

蛇类是我国常见的动物品种之一，选材十分广泛，但也存在大量的伪品，混淆市场。

现有蛇类的伪品较多，以金环蛇、赤链蛇、水赤链蛇等居多，虽然不同蛇类在性状结构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，但实际鉴定难度不大。

乌梢蛇为游蛇科动物乌梢蛇的干燥体。

黄勇等[25]利用DNA技术对多个蛇类进行鉴定，其乌梢蛇混淆品较多，主要有缅甸蟒、福建竹叶青、白唇竹叶青蛇、原矛头蝮、滑鼠蛇、黄脊游蛇、三索颌骨腔蛇、虎斑颈槽蛇、眼镜蛇、眼镜王蛇、中国沼蛇、铅色水蛇；另外还有锦蛇属的黑眉锦蛇、红点锦蛇和水蛇属的中国水蛇；白条锦蛇也是其伪品之一。

蕲蛇为蝰科动物五步蛇的干燥体。

蕲蛇掺假方式单一，多数用死后变质的蛇类进行处理，通过特定加工之后成干燥品；也可用化学处理方式进行增重，如：鲜活蛇经过人工处理，将铁物、淀粉、石块等掺入蛇身、蛇皮等部位，达到增重的目的，提高药材的利润[26]。

现阶段，蕲蛇的伪品类别较多，如眼镜蛇、金环蛇、滑鼠蛇、烙铁头、山烙铁头、中介蝮、蝰蛇、草原蝰蛇等一些近缘物种。

2.3.2  龟甲

龟甲为龟科动物，主要选材乌龟的背甲及腹甲，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。

世界上龟类数量庞大，且类别繁多，人工繁殖或野生繁殖数量较大，成为动物药材的主要来源。

刘晓帆等[27]通过DNA技术进行识别，可利用条形码对不同类别的龟类进行鉴定，包括中华草龟、缅甸陆龟、黄喉拟水龟、红耳侧线龟等。

盛瑜等[28]利用红外光谱分析技术，主要鉴定了海龟、鳖甲的性状结构，对背甲、腹甲等结构、成分详细分析，这是鉴定龟甲真伪品的常用方式。

市场上还存在将背甲充其腹甲进行出售的现象。

现阶段，复合PCR技术也是龟甲鉴定的常用技术，在动物药鉴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2.4  节肢动物

2.4.1  土鳖虫

土鳖虫为鳖蠊科昆虫，包括地鳖、冀地鳖的雌虫干燥体。

土鳖虫主要分布于河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破血逐瘀，续筋接骨，功效显著。

陈伟韬等[29]研究发现，常规技术很难对土鳖虫进行鉴定，通过DNA条形码技术能够对地鳖、金边地鳖进行鉴别，对其真伪品准确地识别，避免选入掺假药材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

鞠康等[30]利用显微技术进行性状分析，可对混淆品进行鉴定，包括雄性土鳖、金边土鳖、雌性土鳖等，这些都是市场普遍存在的混淆品，主要是对头、背、腹等部位鉴定，即可判断真伪。

2.4.2  九香虫

九香虫为蝽科昆虫，以九香虫的干燥体为主。

李莎等[31]利用显微技术进行鉴定，识别其正品与混淆品的特点，进一步鉴别真伪，如麻皮蝽、荔蝽、小皱蝽、黑兜虫等，在显微技术下会呈现出不同的性状。

李娟等[31]利用性状鉴别的方式，得出九香虫与小皱蝽、大皱蝽、黑兜虫之间的性状差异，为药材制作及选购提供了参考依据。

2.4.3  蜈蚣

蜈蚣为蜈蚣科动物，以少棘巨蜈蚣的干燥体为主。

蜈蚣也是我国比较常见的动物药材，取地广泛，资源丰富，属于比较常见的动物药类。

康四和等[33]结合了多种不同的鉴别方式，对多个品种的蜈蚣进行鉴别，如性状、分子结构、形状特点等，鉴定了少棘蜈蚣、哈氏蜈蚣、多棘蜈蚣、黑同蜈蚣等之间的特点，进一步提高了选材的有效性。

3  未来动物药发展前景

3.1  动物药疗效更加显著

在历代医家研究中，动物药一直是中药研究的主要对象，早在公元前3世纪《五十二病方》记载动物药共有54种，21世纪《动物本草》记载动物药共有1731种，随着动物药品种数量不断的增加，其取材、制作、药效、应用等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。

中医学典籍《黄帝内经》中共有13首方剂，其中5个处方是以人或动物器官及组织入药。

资料记载，动物药的方剂数量庞大，从古代开始，医学家则重视动物药的使用，通过各种偏方、药剂等方式，为人们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法。

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，动物药在临床各类疾病中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，涉及科室也越来越多，包括：儿科、妇科、皮肤科、五官科等多个科室，在肿瘤、风湿病、心脑血管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治疗效果。

斑蝥适用于膀胱肿瘤、胃癌、肺癌等[4]，壁虎用于肝癌、食道癌等[34]，蟾蜍适用于白血病、肠癌、肝癌等[35]。

多种动物药在相关疾病治疗中发挥显著效果，为解决临床治疗难题提供了帮助，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，成为相对可靠、实惠的用药方式。

3.2  动物药研究更加广泛

动物药在祖国医学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几千年传统文化记载了动物药的各种功效，对疾病预防与治疗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

除了对动物药广泛使用外，我国对动物药研究工作也不断深入，对动物药品种、功效、成分等均有了深层次的认知。

现阶段，国内普遍使用的动物药品种达到200多种，而“细料药”品种达到了50种，包括牛黄、犀角、羚羊角、麝香、海狗肾、珍珠、鹿茸、熊胆、琥珀、玳瑁、猴枣等。

由于动物药取材广泛，制作工艺简单，且药材无毒副作用，与人体之间产生良好的药学作用，这些都是临床首选动物药进行治疗的主要原因。

伴随生物研究技术的进步，我国对动物药提取剂研究也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以动物毒素提取为例，根据不同动物体内含有的毒素，研究动物毒素的病理、毒理、药理等情况，经过生物实验后确定其药效作用，再经过提取、制作、生产，可研发出适合临床的药品，这在动物药学领域是极为重大的突破[36－37]。

其中，“蜂毒”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疗法，经过提取后的蜂毒可用于风湿疼痛性疾病的治疗，而蜂毒注射液在研究之后，也适用于临床疼痛的控制，且副作用少，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动物毒素药品[38]。

3.3  动物药类别更加多样

我国动物资源广泛，不同地区存有的动物品种不一，这也是动物药类别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。

现存药学典籍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记载了牛黄、犀角、鹿茸、阿胶等药物的使用及方法，是民间治疗中常用的药物。

阿胶的普遍使用，记载了我国动物药制药技术的发展历程，经过特定的加工、制取、调剂等方式，将动物药精制成药剂，适用于多种疾病的防治。

除了陆地动物之外，海洋动物也是动物药类别中不可忽略的，诸多海洋生物资源也成为药学研究的重点对象。

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，我国对海洋及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比例越来越大，沿海地区逐渐扩大了海洋医药研发规模，这注定将推动我国海洋药物的发展。

资料显示，我国动物药资源中，海洋药物比例占到90％以上，充分说明了海洋药物资源的广泛性、多样性、丰富性[7]。

从功效角度来说，海洋药物在抗菌、抗肿瘤、抗病毒等方面的作用显著，且适用于心血管疾病的综合治疗。

其中，以河豚毒素为例，能导致严重的低血压，具有很强的减压作用，在医学方面应用广泛，药用价值极高。

此外，海参、海星、海藻等海洋类动物药的研发，也标志着动物药类的多样性发展。

3.4  动物药技术更加先进

药物技术是推动药品研发及制作的根本，我国动物药资源丰富、分布广泛，但受到药物技术的限制，许多动物药未能研发成功。

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后，动物药技术也不断提高，如生物技术、制取技术、实验技术等。

“活性成分”分析是决定动物药研制的关键，活性成分决定了诸多动物药的应用效果。

早期国内多数采用炮制方式，损坏了药物的活性成分，且服用方式单一，也降低了药物的实际疗效，损坏了药物资源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国著名的虫类药学专家朱良春，带领其学生李建生及科研队伍，率先提出了现代生化分离提取技术，在低温冷冻条件下研制动物药，更好地保存了动物药的活性成分。

1998年研制出治疗肝癌的“金龙胶囊”和治疗肺癌的“金水鲜”新药，标志着我国首创的鲜动物药应用技术有重大突破，这将会为其他动物药的保鲜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模板。

随着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对动物药认知水平的提升，其药效好、见效快、价格低、副作用少等特点受到关注，需求大于供给也成为动物药临床使用的主要矛盾。

未来，国内将进一步增加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力度，在开发过程中注重野生动物的培育与防护，鼓励通过人工养殖技术扩大动物药资源，为动物药研究与使用创造条件。

3.5  动物药保健更加普及

自古以来，动物药在我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记载，凭借广泛的药学功能，丰富的取材渠道，成为中医临床的常用药物。

明代李时珍编著的《本草纲目》收载药物1892种，其中有动物药444种，约占1／4；现代《中药大辞典》收载药物5767种，其中动物药有740种，这些都说明了动物药在疾病防治方面的巨大作用。

除了临床治疗作用，动物药具有的保健价值也逐渐被认知，常用于各种疾病的预防保健，适用于中老年群体，成为诸多人群提高健康水平的有效方式。

当前，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，亚健康人群数量不断增多，动物药在保健方面的功能更加普及，如：早年出品的蜂王浆口服液、人参蜂王浆口服液、三宝双喜（动物鞭），两广出名的三蛇酒、五蛇酒，以及近年来研究出的大力神（蚂蚁）、虫草乌鸡精、蜂胶、阿胶浆等大量以动物药为主的保健品深受群众欢迎。

基于更多具有保健功能的动物药走向市场，动物药的保健价值受到了社会群体的认可，我国动物药研究领域将变得更加广泛，对预防疾病、改善身体机能、提高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。

3.6   动物药的饲养管理

随着动物药的需求和供给关系的不平衡，加速了野生资源向人工驯养的转变。特别是近年来突如其来的疫情，都把源头指向了野生动物，加大了国家对野生动物的管理力度。

将野生动物饲养合法化，规范和鼓励野生动物药材的饲养，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野生资源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；另一方面又可以解决动物药材稀缺与中医药日益需求量大增的矛盾。

4  结论

古今中外，动物药对医疗事业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我国中药领域尤其重视动物药开发与利用，成为临床治疗中不可缺少的药物资源。

药物技术发展为动物药研发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，科学开发动物药资源成为国内医药研究的重点工作。

在探索和寻找新动物药资源期间还需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也是不可缺少的，这样才能实现动物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

同时，建立规范、安全、可靠的动物养殖环境，也是扩大动物药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方式，这些都是我国动物药研究及发展中不可缺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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